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苏为主导的世界格局初步形成。解放战争期间，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领头羊”，企图通过援助国民党反动政府，使中国为其战略利益服务。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关乎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前途，决定着中国走哪条发展道路和建立何种性质的国家。由于国际形势以及国共对抗背后的美苏关系复杂多变，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之间的“对抗”涉及军事、政治和理论的斗争，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特征。如何在历史“夹缝”中和多种因素“制约”下，正确认识与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策略，以便调整国内斗争战略策略，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时面临的严峻问题。
1946年初，在美国的“调停”下，国共两党在停战、整军等谈判中基本达成协议。正当毛泽东以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已到来之时，美苏关系从合作、妥协开始走向对抗、冷战，美国对华政策的“扶蒋反共”本性逐渐暴露。党的七大前后，毛泽东就敏锐感觉到美国对华政策变化。对美国政府的称呼，从抗战时期的“友邦”再度变为“帝国主义”，公开批评美国对华政策。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撕毁协议，向中共中原部队悍然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正式爆发。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七七”事变九周年宣言，公开抨击“美国反动派”，要求美政府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助长中国内战。这一宣言的公开发表，标志我们党彻底放弃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希望。由此，从全面内战爆发前夕至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在对美关系的认知与应对方面形成一系列重要论点。
（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要坚定斗争的决心与信心
全面内战爆发初期，面对“异常强大”“举世无敌”，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一边是假意调处仍在继续，一边是我们党面对的军事形势总体上不乐观，对于党内大多数人来说，要在缺少苏联实质援助的情况下，树立起战胜美蒋的信心，并不容易。尽管毛泽东不断鼓劲，“但该不该打，尤其是能不能胜的问题，还严重地困扰着许多人”。为鼓舞和增强全党打败美蒋的信心和勇气，需要破除党内外对美国的种种迷信，阐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1946年8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会谈，谈及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中国战局时坚定地说：“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他认为，美国表面上看起来很可怕，但“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以中外历史上革命力量战胜反革命力量的具体事实论证，“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发动，而我们代表进步”。三个半月后，毛泽东在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会议上再次强调，“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蒋介石也是如此，都是可以打倒的”“我们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而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周密，不要疏忽”，也就是说，要做到战略上轻视美国和战术上重视美国的辩证统一。这些论断充实丰富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内涵。
毛泽东强调“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并不是自我安慰、自我麻痹，而是有充分依据的，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对世界形势分析与判断。早在一个月前，毛泽东在一份内部电报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革命力量大大增强，所以对付美蒋的主要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1946年12月6日，毛泽东在王家坪回答三位西方记者关于当前世界局势是否还有利于民族运动发展的提问时指出，美国反动分子“想独霸世界，势必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反动分子世界各国都有，他们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压迫民主，压迫人民，一定遭到人民的反对”“这种政策一定要失败”。“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经宣传，最直接影响就是稳定士气，把人民动员起来打败美蒋进攻，极大增强了人们同美帝国主义扶植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必胜信心，使大家看到真正的出路。它与“中间地带的理论”共同成为中国人民战胜美蒋反动派的理论武器。
（二）美国在侵略中间地带，中国人民要开展“中间地带的革命”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除了要树立“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坚定信念，还要有正确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当时革命阵营内亟待廓清“迷雾”：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否会导致美国更大规模的援蒋，以及中国内战是否会引起美苏冲突甚至触发新的世界大战？早在1946年4月毛泽东开始估计战后国际形势时，就对此问题做过初步探索与思考，得出“美苏妥协并不要求世界人民妥协”，国共相争并不一定引起美苏之争的结论。8月，借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中间地带”思想。在他看来，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欧、亚、非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前，不会进攻苏联。同时，美国自身也有许多矛盾需要克服，“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美国在进攻苏联之前，必须首先进攻美国人民，其次必须压服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否则“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因此，“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对派及其在各国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1946年底，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独立判断已经基本成熟。为了让全党明白和接受“中间地带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指导陆定一撰写《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自1946年4月以来对美国以及战后国际形势的认识，发表于1947年1月4日和5日的《解放日报》。该文明确指出：美国要进攻苏联是帝国主义的策略，真实目的是侵略其他国家，美苏矛盾不是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美苏之间打不起来，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走狗蒋介石的革命，不仅不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至此，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廓清了中国革命运动与美苏之争的关系。
（三）美国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很小，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自党的七大至全面内战爆发，党内对美国会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担忧就一直存在。只是在1947年7月以前，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保持着攻势，美国就没必要直接出兵。但在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之后，特别是在经过三大战役、东北、华北大部和华东、华中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解放，这种潜在的担忧便成为现实。敢不敢于用战争手段解放全中国，事关中国革命的前途。作何选择，同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对美国反应的估量有密切关系。
基于对1948年以来国际国内情况的深入分析，毛泽东进一步明晰了对美国的认识：美国还没有做好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很小。一方面，毛泽东深信在世界两大阵营对峙格局下，中国革命已经具有“世界革命的性质”。苏联对于美国有巨大牵制作用，美国一旦出兵干涉中国革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势必坚决反对，因此美国不能“为所欲为”。另一方面，毛泽东号准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脉搏：受本身实力和全球战略限制，美国不可能无限度干涉中国。此时美国正把重心放在欧洲与苏联竞争，准备实施与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的“脱身”策略，避免陷入“泥潭”。他指出，人民解放军只要坚决和迅速地取得军事胜利，“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因此在革命阵营内部要继续克服“过分估计”美国力量的“错误观点”。当然，毛泽东在强调美国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同时，并没有放松过思想警惕。他不但反复要求要做好两手准备，以免在事情发生时手足无措，而且制定了稳妥的对美斗争策略和方针，避免发生直接冲突与激化矛盾，为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争取了有利外部条件。这一观点是毛泽东正确认识和成功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成功范例，“是他的美国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美国利用中国的中间势力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企图实施“和平演变”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对的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抗战结束后，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不仅是国共两党斗争的核心，而且是各派政治力量争论的焦点。不论是国共政治和军事斗争，还是其他各派政治力量分化组合，从根本上说都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纵观解放战争展开全过程，美国不仅通过军事与经济援助国民党同我们党进行间接的“硬”对抗，还利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进行“软”对抗，以期“阻止中国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改变中国革命的性质”。1947年7月，中国革命运动进入新阶段后，国内某些政治势力意识到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试图利用动荡的局势，影响中国历史进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政治势力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早在1946年美国插手调处国共之争时，就利用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一些政治势力，助力其成为能够左右中国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1946年7月美国政府任命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的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尽管也多次劝蒋停止内战，但司徒雷登着力通过“政治花招”拉拢民主个人主义者，扶持中间势力孤立、消灭共产党，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正如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描述的那样，司徒雷登在与国民党领导人会谈时，“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强调中国必须采取行动，使自由主义分子处于领导地位”。这表明美国已经注意通过扶持中国的“第三种力量”组成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战线。在调处失败后，马歇尔曾向国民党高级官员说明，“曾经用种种努力来创造机会，使中国正直的人们能上升到最高地位”。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写道：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敏感，及时洞察美国政客正通过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搞“反革命两手”。虽然那时还没有正式提出“和平演变”的概念，但实际上已有“和平演变”的举动。对此，毛泽东有清醒认识。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他明确将美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作为影响中国革命前途的主要危险。指出：由于无法阻止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美国及其他反动势力越来越重视政治斗争，手段之一就是“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这种计划实质上是企图使中国革命运动“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他们获得喘息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此后，毛泽东在著名的“五评白皮书”中继续告诫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必须“丢点幻想，准备斗争”。对这些“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是他们站在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五）美国政客以唯心史观曲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必将以失败告终
1949年8月5日，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不到两个月，美国政府发表了《白皮书》及艾奇逊的一封附信，试图为过去不成功的对华政策辩护，表明美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立场。毛泽东亲自撰写五篇评论性文章，对自《望厦条约》以来的中美关系彻底清算，指出其政策实质，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美国观。
《白皮书》中艾奇逊以“人多饭少说”和“西方影响说”解释中国发生革命的原因。“人多饭少说”是指中国在18、19两个世纪里人口增加了一倍，而所生产的物质财富没有增加多少,导致许多人没饭吃，从而引起革命。“西方影响说”指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产生了以往不曾发生的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进而诱发了革命。艾奇逊企图用这两种“学说”蛊惑民主个人主义分子和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在思想文化上迷失方向，进而去“破坏和捣乱”即将走向胜利的革命事业。毛泽东指出艾奇逊实质上是以唯心史观解释中国革命，是不能成立的。他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从理论层面上对艾奇逊的谬论进行批驳，揭示出中国发生革命的真正原因。针对“人多少饭说”，毛泽东引证古今中外事实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甚至美国独立战争革命，既非人多饭少的原因，也非人地矛盾，而是由于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关于“西方影响说”，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在这些反抗运动中，中国人民用七十多年的失败与教训，证明了艾奇逊引以为傲的“西方的影响”，“软弱得很”“抵不住了”，最终“败下阵来”“破产了”。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西方的影响”。
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毛泽东开门见山指出，《白皮书》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随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炼出了两大逻辑的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即帝国主义的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和人民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两条根本对立的逻辑，是毛泽东五评白皮书的点睛之笔，五篇评述都围绕这两大逻辑展开。毛泽东揭示这两大逻辑的目的，就是让全国人民坚定战胜帝国主义的信心，警醒民主个人主义分子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准备为建立人民政权斗争。
综上，1946年8月，毛泽东提出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论点并制定相应对策；到1949年9月，毛泽东在“五评白皮书”中深刻剖析美帝国主义本质，制定了更为周密、可行的对策。这表明，毛泽东是从整个解放战争的展开过程认知美帝国主义，制定相应战略策略。